《博士论文》第53期 姜萌：先有沉重的生活，后有厚重的学术？
【石头引】今天是六一，祝各位大朋友节日快乐！做学问这事吧，能力可以慢慢培养，水平能够慢慢提高，最难保证的其实是自己的心境。用孟子的话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句话真有些道家的味道，我好喜欢。尼采说得更好玩，他说人的精神有三重境界：骆驼、狮子和婴儿，骆驼只知被动听从命运的安排，疲惫而浑然不觉，狮子能够勇敢地挣脱枷锁，但它找不到精神的出路，只有婴儿精纯质真，能够自我解放与超越，也就是具备尼采所谓的超人品格。童心未泯之人，每天都是六一！希望大家永葆初心，自由前行！
【作者简介】 姜萌，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历史学系副主任、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思想史、公共史学；已出版《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实践》（商务印书馆，2015年，独著）、《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00-1949）》（商务印书馆，2014年，合著）；已先后在《史学月刊》、《史学理论研究》、《文史哲》、《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先后开设《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学与政治》、《二十世纪中国的学术与社会》、《<资治通鉴>选讲》、《公共史学研修》等课程。
【写在前面】 早上去西站送母亲，抱着儿子在车厢转身的刹那，泪就在心里转。不敢再回头看一眼母亲。在月台走了一段，还是抑制不住。发动车，忧伤依然满怀。或许想点什么，就好了吧。一路开车，一路想。想想手头正在改的文章，想想必须做的家务，想想小时候的白粽，想想这些年的艰辛与收获，想着想着，就想到了还欠石头君这篇文章。
当车转入中关村大街，实在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下。自好好学习始，夙夜不懈二十余年，身心疲惫不堪，但仍未能改变生活困苦的境地。自己尚可以追求学术为名自我安慰，可是父母妻子儿女呢？将近四十岁，上不能让年迈父母安度晚年，中不能让妻子从容生活，下不能让子女欢乐无忧。颠沛不安、居无定所、伏地求生、委曲求全，真真失败！锥心之痛，以此为甚。
以此心态，向正在经历博士论文写作考验的朋友们介绍经验，怎么都不能避免颓废滑稽之感！但是我又不想掩饰这真实心理，装出昂扬奋进的姿态。三十余年的生活感悟，第一条就是，越活越艰难。二十年来，不管是考学、读书、写博士论文，还是工作，其实心里很明白，处处都是困难。对于生在贫瘠之乡、学于边远之地的我来说，如果想做一个站着的人，想有一点体面和尊严，所能做的，只能是力争把困难击倒，一往无前。至于实在击不倒的困难，能绕开就绕开。然后自己找一个地儿，痛哭一场。哭完继续前行。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清楚每个时代都会给人以压迫，可是只有自己切身感受的压迫，才是真切的痛楚！这是一个魔术化的时代，也是一个把人碾压成纸的时代。快速拉开的贫富差距，迅速固定的阶层，让几乎每个不甘于现状的人，都有可以言说或不可言说的伤痛。又有几人不是背负着伤痛继续前行？！沉痛的生活啊，让我对很多历史记载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所谓“同情的理解”，必须要先有“身受同感”吗？
前面语无伦次写了这几段，好像与我的博士论文没什么关系，实际上是介绍了我写博士论文的背景。不仅是写博士论文的背景，也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背景。尽管对纯粹的学术研究有着深沉执着的爱，但是学术研究也的的确确承载着我改变自己以及家庭生活境遇的使命。一面心高，一面命薄；一面不屈，一面伤痛。这种独特的结合，使我的研究呈现出自己的风格，纯粹混杂功利，求真不忘经世。
写博士论文至今已有六年，论文出版已逾两年。因此，虽说我写的是自己写博士论文的经验，肯定也夹杂着这几年的思考。不那么感人，却力求真实。
一、自我期许是写出优良博士论文的前提
印象是十几年前，我在报栏前看《南方周末》，看到了一句话。好像是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的，“比你能成为什么人更重要的，首先是你想成为什么人”。可能是我附会了，后来也没找到出处。不过那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句话给我了显著的影响，让我有了精神胜利法。显然，这种精神胜利法在此亦有所体现：写好一篇论文的第一个关键，在于你想不想写一篇优良的论文。
或是当今时代已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感染，或是我的精神胜利法使用过头，我感觉目前很多学生智力很好，但是写出的论文多不让人满意。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学生期许太低。期许低，格局就不高；格局不高，付出就不够；付出不够，论文质量就没保障。所以我说，博士论文（学位论文）写作，第一个应该树立的是自我期许。
写博士论文，不外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今后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自己也没想着通过这篇论文怎样提高自己水平，就是混个文凭；二是虽然今后不想从事研究，但是还是想通过论文写作提高自己水平，三是今后要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确实需要好好写博士论文。属于后两种情况的朋友，从论文写作时起，就应当给自己树立一个较高的自我期许——要写作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
当我读博士时，前面已经吃了种种的苦，也坚定了要从事学术研究的想法。众所周知，要从事学术研究，博士论文至关重要。博士入学后，我就暗暗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要写好博士论文。我的论文最终还算差强人意，这种自我期许起到了很大的鼓励推动作用。说到这里，就需要简要说说我博士论文的写作经历了。
我的论文原本写的比较顺利，不过思路、立意都是比较常规的史学史著作模样。到2010年寒假前，初稿已经写完大半，洋洋洒洒二十几万字。记得很清楚，2011年1月17日下午如期进行预答辩。各位老师都按照惯例和颜悦色地说了说鼓励的话，提了提修改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虽然觉得自己论文写的太常规、平实，但是也觉得就这样了。预答辩临近结束之际，导师王学典老师有些低沉地说，“这篇论文，对于一个想拿学位的人来说绰绰有余，但对于一个有志于在学术上有所作为的人来说远远不够”。当时心头一紧，并未多说什么。
预答辩顺利结束，准予答辩。可是对我而言，心头不是放松，而是紧张。导师的话不停在脑海中盘旋！从本科二年级起，导师就关心我的学习，了解我的学术潜力和学术志向，也最为我伤神费心。他这句话，说出了他的失望，也戳中了我的要害。不安，辗转反侧，一夜无眠。天将拂晓，决定论文推倒重来。即使延期毕业，也不能以这篇让导师不满意的论文去答辩！这个决定，可以说主要是“期许”产生的力量，导师的期许，自己的期许。现在想，如果当初没有这种较高的期许，我就真不会再去重写我的博士论文。当然，我的博士论文也就要平庸的多。
作为学术史研究者，阅读学人自述比较多。我的感觉，大凡学术创见能够穿越时空的学人，都有很高的自我期许。朋友们看到这句话，说不定会嘲笑我企图表明希望自己的学术创见能穿越时空。我当然不会掩饰自己的这种期许。任何一个学术工作者，都应该有这样的期许。如果没有这样的期许，就是学术吃饭者，而不是学术研究者。对于正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朋友来说，高期许是高动力，也是高要求！有一定比没有强，高一些一定比低一些强。这种较高的自我期许，往往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产生意想不到的动力，逼迫自己去更勇敢的尝试。
二、功力是写出优良博士论文的基础
读硕士期间，就曾聆听过导师《治学的功力与见识》的演讲（此文2007年刊发于《文史知识》），对我此后的学术训练影响比较大。大意是，一流的学术，需要功力与见识兼具，二流的学术，功力与见识至少有一，功力和见识都没有的，不是学术。而且，除了超迈天才，大多数人的见识是要以功力为基础的。这些观点对我影响很深，从读硕士时起，我就比较注重功力的淬炼。我将清末民初这个现代中国的原生期定为我的“老营盘”，读的书，写的文，大多在这一范畴。可是由于缺少系统性，总是感觉自己功力不够。自觉功力不够，再加上看的不如忘的多，一直缺少基本的学术自信。
2008年博士入学后，导师给了我一个明确的任务，而且是不小的一个任务——编撰《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前五十年部分。《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已经启动了多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稿。前半部分虽然有一个底子，但是尚未成形，既不是依据一手文献，又没有整理排列。我接手以后，首先是对原来的底子进行整理，然后重头增补。虽然以前读书也算下功夫，但是从接手编年工作以后，才是系统的下功夫。当时我对一些图书室图书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管理员，只要告诉我书刊名，基本上可以直奔存放架位。除了馆藏图书，数据库等资源也日益熟悉。
2009年暑假，借了图书馆很多书，堆放在儒学中心的会议室，我请一个师妹协助我，全力开工。经过一个暑假的奋战，稿子初见成效。系统地编纂编年条目工作，一直持续到2010年读博三之后，而此稿的修改，一直持续到2013年。当时的辛劳，最近还有记忆。什么是“鼠标手”，2009年暑假有了深刻感受。学术研究有多么不易，那时候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有付出就有回报。我在读博士期间，编纂编年的工作是重心，写论文则用了较短的时间，尽管我发表了五篇小论文，又差不多写了两篇博士论文。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编纂编年使我初步完成了“功力”的修炼。虽然不敢说1900-1949年间的大多数历史学文献我都浏览过，但是说浏览了很多1900-1949年间的历史学文献，还是比较接近真实的。
正是有了这个“功力”，后来我重写博士论文时，文献方面基本未再费力寻找、阅读，大多是顺手拈来，写作速度很快，三个多月的时间，写了近三十万字。当然，这三个多月，真是无丝毫懈怠，过年也仅仅浪费了不到两天的时间。论文最后赶在截止期前写了出来，导师和答辩老师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功力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文献供给上，还体现在见识产生上。如果不是当初编纂编年下功夫浏览了很多文献，我也不会在情急之下，想到研究“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的关系怎样”这个问题。
三、见识是写出优良博士论文的关键
见识之于文章的重要性，古人早就有很好的阐发。《文心雕龙》就曾讲：“精理为文，秀气成采。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见识是个玄妙的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管怎样，大家都认为，文章总要有“一家之言”或“一得之见”。所以，评判一篇文章良劣与否，功力之外的考量因素，首推见识。学术界有一句比较流行的话——追求有思想的学术。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要在功力基础之上追求见识。
见识是个好东西，但是她的产生也颇令人苦恼。有的时候，非逼到墙角不行。当初我决定重写论文时，对面临的情况进行了一个较细致的分析。首先，已有论文的问题是问题意识不明确，所以论文写的平实常规；其次，生活窘迫，时间紧张，要力争不延期，必须在自己非常熟悉的领域重写，如果能吸收旧稿最好；再次，必须跳出旧有的思维和框架，寻找到有价值的学术问题；最后，不能像旧稿一样平铺，要力求深度和高度。这些大的方向确立后，从哪里入手呢？急的我团团转。着急了一两天，觉得这样恐慌式的着急也不是办法，必须干点儿什么实际的事，让自己思维真正动起来。这个时候，导师的教导再次起到了作用。王老师曾经多次说过，史学必须向社会科学学习，借鉴社会科学的观念、方法等。我既然要跳出传统史学史的窠臼，也就需要向社会科学学习。此刻既然没有灵感，何不看看社会科学的书？看看社会科学在讨论什么？研究什么？于是我去翻了翻社会学的书，翻了翻民族学的书，翻了翻人类学的书，我发现中国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点——族群。马戎等学者已经指出来了，族群意识的建构与历史书写有着直接紧密的关系。但是，感觉好像还没人结合中国的历史文本，认真论证这一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当我意识到这一问题时，恐慌式的着急立即变成了抑制不住的喜悦。我意识到，我的“见识”产生了，我找到了统领论文的“问题”！
随后我静下心来，对自己过去的学思历程进行了一番梳理。我发现，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的关系怎样，可以说是我此前多年隐隐约约一直关注思考的问题，但是从来未能产生清晰系统的认识。在编纂编年时，已经注意到了两个现象：清末民初历史文本，尤其是历史教科书，开篇都要谈“民族起源”，但是差异很大；这一时期很多人都在写史，写史取向又往往和政治取向紧密相关。此前我对“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争论就有所关注、也对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等文章击节赞叹。如今在高压之下，“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的关系怎样”这一问题竟然凝聚起来了！此前浏览过的很多材料、文章都活了起来，思考的片段也都连缀起来。我随即给李扬眉师姐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师姐也肯定了我的新想法，还帮我一块拟定了新的题目：《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实践》。后来论文出版时，仍然使用的是这个题目。因为就这个问题来说，再也想不出比这个更准确的题目了。
现在想来，当时高压之下想到“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的关系怎样”这个问题，既有偶然，也有必然。偶然是当时去翻阅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书，怎么就翻出了“族群”，必然是看了很多文献，历史学“参校异同”的基本方法已经让我注意了这些现象，且平素也多关注历史争议问题。在最关键的时候产生了这样的认识，挽救了我。有了问题导引以后，思想活跃，意识清楚，原来做编年时看的材料，自动归队，写作就进入了一个高产期，最快的时候，一天能写五六千字。现在想来，都觉得有些梦幻，此后再未有这样的写作体验。
为什么说见识是论文写作的关键？没有问题意识，没有见识，材料都是无意义的方块字，散如沙子，形成不了意义。有了问题意识，有了见识，材料就都变成了有价值的学术方砖，组合成新的意义。
四、写文章要讲究章法
有了期许，有了功力，有了见识，文章还不一定写得好。如果说期许、功力和见识是“道”的话，那么写文章的章法就是“术”。没有“术”，“道”则无以展现。文章千百种，章法各不同。不过会写文章的人，在以下两点应该没有分歧：1、写文章要讲究章法，2、章法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如果说让我列举几件对我从事学术研究影响比较大的三件事，其中之一应该是导师王学典老师手把手教我写论文。我属于写论文比较早熟的那一类学生，读本科时就写出了像模像样的论文，其中一篇发表在2004年发表在《东岳论丛》上。读硕士时也是笔耕不辍，有论文发表。但是真正开始注意到写文章的“章法”，还是源自导师的教导。
读硕士时，王老师就总是教导我们如何写作。但是，“耳提”总不及“面命”。所以，真正让我受益匪浅的，是王老师手把手教了我三篇论文。这三篇论文分别是《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现代史学视野下的胡适——从唐德刚相关言论出发的讨论》。王老师会先告诉我，他怎样注意到的这些问题，已经有了那些思考，篇章布局如何设置，该从什么地方找材料等。然后让我去找材料，感觉材料搜寻和阅读的差不多了，让我尝试着草拟稿子。由于功力、见识以及写文章的章法都很欠缺，这类大文章实在驾驭不了，前两篇文章我只能草拟出第一节，后面都无法下笔。王老师就对我草拟的部分进行修改，然后自己写下去。第三篇文章，我终于能拟出全文，但是非常不成熟。王老师每次都让我打出来，他在上面批注怎样修改，我看到意见后修改，再打出来给他看，他再修改，如此改了多次。后来王老师让我单独发表了。
在王老师手把手教我写文章的过程中，结合王老师的指导，我逐渐体悟出了写文章要有“章法”。大到如何运思，小到如何措辞，都是有讲究的。一篇文章一旦定下题目，就一定有一个最恰当的写法，就看你能不能找到。王老师传授的经验有三点对我的写作影响较大：一是运思要充分，运思充分才能一气呵成，一气呵成的文章才连贯通顺；二、写文章要凝练概括，“以论带史”（注意不是“以论代史”）颇有可取之处；三是文章写完要读，不通顺处必是应修改处。
关于第三点，在《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修改定稿时，有着非常深的体会。2011年8月中旬开始，王老师将留校的师姐师兄等人聚集在一起，逐条讨论编年稿子。先一人读，然后大家讨论，如何概括总结，如何措辞，都要经过讨论才能定稿。虽然读的口干舌燥，但是真的有用。所以我现在指导学生写论文，感觉写的差不多了，就会要求学生把文章打印出来，找个没人的地方自己朗读一遍，最好是请别人朗读一遍，凡是舌头打弯处，都要进行修改，直至通顺。
以上在写博士论文之前就积累的“章法”，对于后来快速写博士论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运思好了，写作就会有的放矢，有的放矢，就会写的凝练概括，写得凝练概括，就会通顺有力。当然，这并不是说我的论文没有问题。
五、结束的话
拉杂写了五六千字，感觉想说的话也差不多了。最后回到开头那个伤感的话题。生活从来都是沉重的，学术也如此。或许只有经历沉重的生活，才能产生厚重的学术。不然司马迁也不会在《太史公自序》里絮絮叨叨写出“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那一段话。这是一段饱含着生活苦痛的话，也是一段高度自我期许的话，其中可见太史公的功力、见识和章法。
所以，对于正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朋友们来说，即使不能昂扬奋进，也得直面人生。世上没有救世主，也无乌托邦，无论是追求纯粹学术，还是希望借助学术研究改变自己命运，都绕不开的是付出汗水与心力，写出一篇优良的博士论文。只有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写出了优良篇章，才能去谱写说得过去的人生。路漫漫兮其修远，所能做的只有：坚持！努力！奋斗！当我写下这段话时，距文章开始写作已有三日之久，觉得还是要给正在经历博士论文写作压力的青年朋友们写一句鼓励的话。这句话也说给自己听。
姜萌
动笔于2017年5月29日，
成于31日，改于6月1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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